35 1 投資市場萬變 第三階段：使用兩組不同的「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進行兩階段最小二 乘（2SLS）回歸分析，以進一步排除內生性的干擾。第一個「工具變量」是1960 年代 縣級出生時的男女比例，取平均值。這一性別比例與 1992 年至 2017 年（我們的主要樣 本期）期間的當地男女比例高度相關，但與當地企業在在 1992 年至 2017 年期間的風險 承擔活動無關；另一個「工具變量」則為當地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發病率的死亡率。雖然 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會影響當地的性別比例，但企業不太可能因此而去調整其風險承擔政 策，以應對這些癌症風險。 投資者與員工渠道傳遞影響 接下來，找出當地性別失衡影響企業風險承擔決策的機制。很顯然，當地居民可以通過 兩種方式表達他們的風險態度，從而影響企業政策。首先，當地居民可以是當地企業的 股東，簡言之，大型本地投資者或本地散戶投資者的集合，可以通過直接參與決策，來 影響公司政策。此外，公司的決策往往會迎合當地投資者（包括散戶投資者）的風險態 度，這表明存在當地的投資者渠道。研究這條潛在的投資者影響渠道，我們調查了本地 男女比例對公司股息政策和圍繞股息支付的股價反應的影響。研究發現，本地男女比例 愈高，現金股息愈低，公司股價對股息支付的反應越小。 其次，當地居民可能通過員工渠道影響公司的運營，其中，當地居民擔當公司員工。由 於公司特定的人力資本或股權薪酬，當地員工的多元化程度較低，並且他們擁有相似的 文化繼承。因此，這些員工可能會通過工作集體表達他們的風險態度；或者公司可能會 迎合員工的風險偏好，即使那些不是高管的員工也是如此，這兩種反應都會影響公司的 風險行為。 性別失衡成企業冒險驅動力 總結來說，我們從風險偏好的角度，探討當地性別失衡對企業活動的影響。研究結果顯 示，當地男女比例較高地區的公司，股票收益波動性和槓桿率較高，企業投資對沖較 少，資本支出較多。因此，這些公司面臨更高的貸款利差和更多的契約限制。與此同 時，我們使用兩組「工具變量」來解決內生性問題，即 20 世紀 60 年代平均的當地出生 男女比例，以及當地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死亡率。結果表明，當地性別失衡，反映了當地 居民的風險偏好，這些偏好通過當地投資者和員工渠道，影響公司的風險承擔決策。總 而言之，當地性別不平衡，是企業風險承擔的重要驅動因素。有興趣詳閱的讀者，可參 考我們的論文—“Local Gender Imbalance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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